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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今存墨迹甚少，刻本传《与著作明府书》《与颖叔书》，于《停云馆》帖得传。《澄清堂》《刘园集》翻刻《与著作明府书》。宋宣和内府藏《集句诗笔》，惜佚失。其书善用淡墨，与东坡浓墨相衬。纸本传仅两幅，一是藏于上海博物馆上博的《行书楞严经旨要》（荆公信佛，曾多次将田宅改为寺院），另一为《过从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过从帖》。按刘金柱推论，约在南宋中期，便很少看到荆公真迹了。朱熹在“临写王安石墨迹本”一帖后跋文：“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3]朱熹曾多次批评荆公书法“如大忙中作”，既能轻而易举辨别仿作真伪，理应熟悉他的书风。按其所述先君子手书其诗，“先君子”乃指其父辈。通读文意便知此处并非说南宋时荆公书作便近失传，而是在谈因“先君子”手书诗文，并其多临荆公帖（先君子及某喜学荆公书，多储真迹），方能判明帖之真伪，可见其临写本极似原迹。再过十几年怕是没人再能知此为临本，而被当作真迹混淆于世。朱熹先父取法荆公，家藏甚多。朱熹每以得见新帖，悔先君子不得见，感泣于书后。自己年幼常习，感为跨越古今之作。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张栻所言“忙中作”极为恰当，与韩琦书迹中“静谧”之气截然相反。后人多以张栻为妄言，元人黄溍便说“未可以彼而废此”，“彼”即张言。实际上，张对荆公变法极为反对，但他于荆公书法却格外赞赏。乾道七年，其曾购得荆公字画，格外精到。其言荆公于天下事上多政出己见，但在书画上尚能“行其所无事如此”。如此一来，“忙中作”颇有政治意味，或为特定场合所言。

不过朱熹、张栻等既能言之凿凿点评荆公书法，且从朱熹与友人周必大信中谈到王安石《进邺侯家传奏草》一帖来看，其墨迹在南宋期间应该尚存。宋四家中，黄庭坚曾受恩于王安石，故对他评价甚高，且山谷“倾斜性字形与字势”的草书取法上，也经荆公而追摹于前。米芾亦被荆公称为“知己”者，后仍感念旧知，“故过其坟”。米芾指出荆公书法上承杨凝式，得到本人认可。杨凝式与鲁公同因“德行”为人赏识，故传“少师行书似鲁公”。在宋代广泛推颜真卿书的背景下，荆公也不能免俗。

宋人多强调“以人论书”，欧阳修心中对作品好坏评价始终以“人、文、书”顺序依次进行。他认为智永《千字文》“其文既无所取，而世复多有，所佳者字尔，故辄去其伪者，不以文不足为嫌也”，仿佛是“书胜文”。按《陈浮屠智永书千字文》条曰：“其文既无所取，而世复多有，所佳者字尔，故辄去其伪者，不以文不足为嫌也。”[6]《庚子销夏记》也作了相应的记载：“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欧阳文忠所见本有后人妄补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谟犹曰：未能尽去，岂欧阳公未见善本耶？则薛氏之功大矣。”[7]未得善本的结论，源自“宋原有善本”。虽在文章上因抄录“千字文”，且内容上有残失，多无可取，但内容上因字佳缘故，而“不以文不足为嫌也”。蔡君谟所言“未能尽去”，显是指“删二百六十五字”，“文不足”的“足”，应是“完备”意，但“其文既无所取”则指《千字文》的内容。欧阳修、蔡君谟对《千字文》残文的评价仍以“字佳”而不肯舍去，摒弃了“文不全”与“文不佳”（自尔书家每以是为程课）缺点，兼及仁宗时，灵感寺地宫损毁，仁宗欲“下以旧瘗佛舍利，诏取以入”。蔡襄则极力反对，认为“奈何专信佛法”，可知蔡襄并不专信此道。欧阳修在对待佛教态度上与韩愈类似，《集古录》便指出，隋之前碑文文辞多以粗鄙为之，且多言浮屠之事，但字画较为工整。作为“浮屠书”的《千字文》得到赞赏，可见宋人亦不完全“以人废书”。尽然如此，但人品已成为宋时重要的评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