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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独立以后到南北战争的一百年

　　1790年，美国举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建立了人口、财产、教育状况的数据，以此为根据，确定政府财政使用的方向，也为慈善事业的捐赠模式提供了基础。同年，富兰克林去世，在他的遗嘱附录中规定在波士顿和费城各建立一笔基金，专门扶助学习手工艺和应用科学的学生。费城基金会至今仍在，1999年时资产为220万美元。

　　1793年费城黄热病流行形成大灾，大批居民或死于瘟疫，或举家逃亡，整个城市几乎垮掉。此时一批慈善家以其热忱和信仰，并以各自的方式对治病救人和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费城的传染病院和一系列卫生设施从那时开始建立。当然，其中也有市政府的工作。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政府税收来源都成问题，没有私人的帮助，政府是很难独力应付这样巨大的任务的。

　　1800年，马格达伦协会（magdalensociety），或称怀特—威廉基金会（whitewilliamfoundation）在费城成立，这是专门为帮助“不幸”妇女回到正常生活而设立的，也就是第一家关注失足女性改造和安置问题的基金会。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就发现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原则，没有欧洲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那种鸿沟。美国人对个人致富的权利从不怀疑，但对富人如何使用其财产非常关心。在那个时期，“新富”还是一种新事物，惹人瞩目。炫耀财富、生活固然为世人所不齿，甚至富人把大量财富传给后代也为社会所诟病，而且大多数富人自己也相信太多的遗产会贻害子孙，使他们不知上进。所以，财富的去处就是举办慈善公益事业，这是大家公认的，并形成了一种风气。到南北战争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财的人越来越多，公益事业也蓬勃发展。捐赠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大至为市政建设补充政府拨款，小至在某一小镇建一墓地，或在某地捐一座施面包棚，甚至有人立遗嘱，其遗产专门用于为老人买眼镜。普遍的捐赠对象还是教会、医院、学校、图书馆、孤儿院、精神病院、残疾人收容所以及各种失足者的教养所等等。

　　美国团体公益事业取代个人慈善事业是在南北战争之后，但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公益社团的兴起则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已经开始。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尽管捐赠的对象五花八门，但重点已经开始突出——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教育。过去，对教育的捐赠主要是帮助失学儿童，或为中小学校捐书、捐款。此时发展到关注高等教育，因为这一领域是联邦政府不管、州政府也出力很少的。19世纪初只有二十几家大学，到1860年猛增至五百多家，少数是州立，大多数都是私人或教会捐赠的私立大学。一反过去主要关注穷人的传统，这些私立大学主要是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设的，而且培养牧师的神学院占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大学如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也在这一风气下得到大笔捐赠，得以扩大和发展。

　　1829年，一名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smithson）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他的作为遗产继承人的侄子如果到去世时仍没有子嗣，就应将全部财产“捐给美利坚合众国，在华盛顿建立一所命名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的学府”，其宗旨是“在全人类中增进和传播知识”。其侄子于1835年去世，果然无后，遂将全部财产（当时为50万美元）捐给美国政府，10年以后，史密森学会正式成立，至今仍为美国政府所属的有名的学术文化机构，的历史、艺术、航天博物馆等都在其管辖之下。在此之后，一系列私人捐助的学术文化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于是逐步把公益事业在教育方面的重点从道德、宗教转到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来。在19世纪，这还是开始，不足以完成重点转移，但足以成为20世纪文化教育为公益事业重点的先声。

　　在思想舆论界，开始出现对私人慈善事业的批评和改良的要求。有一些人对零星的慈善救济团体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认为富人把财富的9/10留给自己，把1/10用于慈善事业，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是本应主持社会公平的官员的失职，这种临时的和分散的慈善事业的作用更多是安抚富人的良心而对穷人有害无益。这些人中有的思想家如爱默生和梭罗，也有实践家如塔克曼（josephtuckerman， 1778—1840）、格里斯可姆（john griscom， 1774—1852）、哈特莱（roberthartley， 1796—1881）、布雷斯（charles l. brace， 1826—1890）、豪（samuel howe，1801—1876）、迪克斯（dorothea dix，1802—1887）等。他们着力于更加广泛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开始关注的重点是少年犯罪、监狱条件的改良、出狱犯人的安置、建立健全的精神病院、弱智儿童学校等，后来逐步取得共识，认为还是普及正常的基础教育是治理社会弊病之本。与前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专为失学贫儿募款，而是争取实现对所有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这就超越了慈善事业的范畴，在争取的过程中障碍重重，总是需要有人锲而不舍为之奔走呼号。其中一个突出的人物是霍勒斯·曼（horacemann，1796—1859）。他当过律师、校长、政府官员，而以教育改革家载入史册。他相信教育救治社会，特别是教育治贫，而且以科学论证人人可教。不过其关于富人应为教育出力的理论，出发点还是宗教多于科学：认为富人的财富来自上一代的智慧，因此他们有义务对下一代传播知识作为报答。

　　从有教无类的思想出发，曼进一步感到受教育者必须先是自由的，于是合乎逻辑地发展到反对奴隶制。于是从1848年起，他辞去教育官员的公职，从事反对奴隶制的政治活动。早期的慈善家并不反对奴隶制，到那时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以曼为代表的一批慈善改革家投入了废奴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意识到和平宣传不足以达到目的，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例如建立募款组织帮助奴隶逃亡，为黑奴辩护，再进一步，突破当时的法律，进行一些偷运枪支，以及资助约翰·布朗的武装斗争等“非法”活动。捐赠者中也包括相对富裕的黑人，这样，黑人也初步涉足慈善事业，而非纯粹的救济对象。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慈善公益事业的内涵应包括为了社会底层的受难者而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富乃至个人安全在所不惜。从以上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从基督教的悲天悯人出发，私人零星的慈善活动逐步发展到集体的公益事业，再发展到社会改良，然后到解放黑奴，这个过程是一条合乎逻辑的轨迹。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南北战争期间及其善后工作

　　三、 南北战争期间及其善后工作

　　在南北战争的过程中，北方军队所到之处，《逃亡奴隶法》自然失效，名义上得到自由的逃亡黑奴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处境十分悲惨，几乎生活无着。到南北战争结束时，大批“解放了的”黑人处于濒临饿死、病死的绝境。于是战前的废奴主义者把工作转向调查这批“自由”黑人的生活状况，给予救济和帮助，并向社会、联邦政府和军队呼吁。他们成立了许多志愿的“援助自由人”组织，并逐步联合起来，帮助的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对一无所有者的捐赠，如衣食、学校课本等，更主要是帮助他们自立，包括教给如何做一个公民的基本常识、安排工作、提供宗教和教学服务等等。但是不久他们意识到需要量之大，牵涉面之广，绝非私人力所能及。于是1863年底由代表波士顿、费城、纽约、辛辛那提的“援助自由人联合委员会”上书林肯总统，要求成立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来进行这项工作。1865年3月，在作战部之下成立了一个“难民、自由人和废弃土地局”，负责全国流离失所的人的救济、安置等福利工作，对象主要是获得自由的黑人，也有少数白人劳动者。该机构与“援助自由人”组织的合作是政府与私人慈善机构合作的良好范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中起了安定社会的历史作用。

　　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都认为对于原来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黑奴来说，迫切的需要是教育，双方都大力开展黑人教育工作。从1865年至1870年，难民局提供了这一时期黑人教育经费的半数，包括为私立学校修建校舍、为教员提供各种帮助。由于师资奇缺，难民局

　　向私人组织建议建立各种程度的师范学校和师资训练班，并向这些学校捐款捐物等（作为政府机构，它本身无权办学或支付教员工资）。有名的几所早的黑人高等学院：费斯克、亚特兰大和霍华德都是在那个时期由难民局帮助创办的。1870年起，由于南方传统势力的排挤，该机构停止介入在南方的教育工作，大部分北方的教育工作者也撤离南方，有少数北方慈善家志愿留下继续从事黑人教育工作。接受种族平等的观念在南方还是遥远的事，但是黑人也应受教育这一观念却已在南方生根，为以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提供了基础，这应该是前一阶段官民合作的一大功绩。

　　南北战争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医疗和公共卫生。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也不论政见如何，战争总是带来伤残和流行病以及恶化的卫生条件，首先是在军队中。热心公益的人自然以此为关注重点。1861年在纽约一名牧师的发起下，成立了美国卫生委员会，设法联合全国分散的志愿组织协助政府，共同为改善军营的医疗卫生条件而努力，从紧急救死扶伤到进一步建立军医院、进行医疗制度改革，都卓有成效。在这一名义下进行大规模的募款活动，不但募得了充足的巨款，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增进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是拥护联邦的一次堪称“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一个副产品是妇女走向社会。因为在战争中男人走向前线，初医疗卫生工作的志愿者大部分为妇女，出现了许多的护理专家和高水平的护士学校，还有能干积极的管理人才和特别有效的募款活动家。1863—1864年在北方一些城市举行的轰动一时的卫生募捐和拍卖博览会主要是由妇女组织举办的，取得了极大的收益。这些自然而然发生的妇女走出家门的现象成为日后妇女参政运动的先声。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