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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后期，与政治渐趋统一的形势相适应，在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浸润下，诸子各家之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易传》诸篇问世，博纳一时貌离神合之百家学术，使得诸子各派的思想观念浑然一体，它不仅与儒、道两家有着紧密的关联，还体现出与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交流和融会。

  墨家与儒家并为当世显学，相关记载屡见于以《韩非子·显学》为代表的典籍之中。今本《墨子》虽未见直接引《易》述《易》，但不能无视墨家与《周易》经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忽略其理论体系中的易学因素。《淮南子·主术》载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可知墨子对于六经应不无了解。在《易传》中，兼爱、尚贤等均属墨子所推崇的观念和主张，也不难找到与两者类似的表述。《家人卦·象传》有“‘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之语，与墨家所强调的“兼相爱，交相利”非常相似。《系辞上传》曰“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颐卦·彖传》言“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都体现出“尚贤”“养贤”已被《易传》吸纳和发展，成为一种规律性、根本性的思想。此外，在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易传》更直承墨家之说。像《节卦·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云云，就源于墨家所倡导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等崇尚节俭的理论主张。

  阴阳家的思想观念中也反映出《易经》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易经》理念的进一步发挥、发展。清华简《筮法》等资料显示，阴阳、五行观念与《周易》的全面结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实现。《易传》则在建立和完善自身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乏对阴阳家学说的吸纳和借鉴。阴阳家典型的五德终始说，以五种“德”之间的生克制化为核心。《易传》更进一步用“生生”来概括这种规则，并以之为宇宙及万物存在的根本动力和依据。《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对五德终始说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提到事物根据“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原则进行分类，后来的“天人感应”之说便是基于这一理念逐渐发展而完成的。《易传》亦重“感应”的思想，如《乾卦·文言传》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说法，《同人卦·象传》亦有“君子以类族辨物”之言，都体现了对阴阳家思想的采纳和融会。

  除墨家、阴阳家外，法家、兵家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亦有体现。例如《韩非子·心度》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说法，力主“变法”，便与《易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理论一脉相承。法家的“用狱尚刑”观念在《易传》中亦多有反映，《贲卦·象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之语，《解卦·象传》所谓“君子以赦过宥罪”皆是明证。此外，《蒙》《噬嗑》《丰》《旅》诸卦也都蕴含着以儒家教化为主、兼及施以刑罚的倾向。兵家极重用兵之法，常用“道”这个范畴阐述其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与总结，如《孙子兵法·计篇》有言：“兵者，诡道也。”兵书中亦多有诸如“凡战之道”“凡兵之道”之类的表述。六十四卦中亦涉及军旅之事，如《师》《同人》《谦》《晋》等卦。《易传》在提炼、总结其中义理之时，则对兵家之“道”有所借鉴和吸纳，并使用“中”这个范畴来概括总体规律。如《师卦·象传》：“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同人卦·象传》：“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清代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曾感叹：“《易》其言兵之书乎！”又说《易传》所阐发的易道与兵家之道是相近、相通的，“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可以看出，对先秦墨、阴阳、法、兵家等诸子各派而言，《易经》是它们开宗立派的重要思想来源，《易传》又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融摄、会通各家思想学说，凝聚成为系统的哲理性著述，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也将诸子各家的思想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在认同、包容基础上的综合超越、创新发展。

  也就是说，先秦诸子各家均从《易经》之中获取借鉴和养料，进而发展成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后来在易学在向人文理性转化的过程中，诸子各家的思想学说又反过来影响着《易传》的问世。《易传》呈现出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思想倾向，这种“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思想品格和文化特征，使得《周易》经传在秦汉以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内在灵魂，成为儒释道三教思想文化融合的坚实平台和重要津梁，方以智甚至有“三教归《易》”的说法。可以讲，《易传》诸篇的产生历程和思想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融合百家之学、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和魄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和深刻领会，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