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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于近代肇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其含义也经历了发展演变。随着国学在近代背景中走进学术视野，各家争论不休，关于其含义探讨也往往集中于新意涵的挖掘和赋予。当翻阅古代典籍，重新寻找国学踪影时会发现，千百年来国学与中国古代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作为国家官学中重要组成，国学显然成为贵族之学或国家高学的代表。目前学界研究往往集中于国学在近代舞台上的争辩和国学的现实功用，而对古代国学概念缺乏详尽梳理，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梳议中国古代国学概念，所囊史料和个人学识有限，不当之处，敬候方家指正。
一、礼乐教育：国学之溯的一种推测
今人追溯“国学”往往自《周礼》始，即《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所载：“乐师掌国学之政。”[1]50基于此之论述和后世著作引申，针对国学早期所指，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论断，一种将国学作为周代官学总称，并将其代指小学和大学，如清末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视国学为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第二种观点断定国学意指乐师主授礼乐课程或为传艺之所；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学就是国家教育，具体指国家机构或学校，主要以贵族子弟为教授对象，其中以持此说为多。这些观点或以周代教育出发，或站在古代教育的总体高度，却少聚焦《周礼》所载本身。因此本文首先将以《周礼》记载为挖掘对象，以国学源之所出探寻，作如下分析。
首先，国学所指初可能是国家礼乐体系的一部分。在周代众官职中，乐师一职隶属春官系统，春官为“礼官之属”，主掌礼乐，在高度重视礼制的周代，春官之重可想而知。国学既然出现在春官系统中乐师一职，与礼乐必脱不了关系，礼乐之责甚至重于教化。第二虽然周朝有诸多官职担当“教国子舞”，但是在《周礼》对各官所职的记载中，似乎只有乐师之责明确提到了“国学”二字，因此国学早期意涵很有可能只是礼乐中的小型乐舞。第三，乐师“掌国学之政”具有教化色彩和教育职能。周代职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官教合一”，诸多职能政教并担，乐师所掌国学可能是国家官学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具有教化的职能和色彩。第四，国学不太可能是国家的官学。地官“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是为“教官之属”，而春官的教化职能相比较弱，所属春官的乐师之教育作用似乎不为主职。以此而论，笔者推测国学之溯源为：作为乐师职责之一的国学是隶属周代国家礼乐体系的小型乐舞，具有教育职能，但并不是国家官学。
二、地方诸侯把持之学：以《汉书·食货志》记载为例探讨
春秋战国以后，国学一词的出现渐有增多，其含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上古时期礼乐教化的含义不再明显，而是逐渐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初可能只是诸侯辖内之学，成为国家中央官学已是后话。此处以《汉书·食货志》对教育的记述为例探讨国学初步演变。

《汉书》载：“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庭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2]291此段叙述出现在记录汉代社会经济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状况的《食货志》中，开头出现的“是月”指冬日农闲时节。此段文字描述了平民子弟的求学历程，所谓“序室”为蒙童所就之学，“小学”和“大学”此处指平民子弟逐层升学等级，因后文称“秀异者”才有权被推荐，所以“小学”和“大学”这里指平民子弟就学的地方学校，区别于中央贵族的“大学”和“小学”，因此后半部分出现的乡学和庠序、国学和少学可能是相较高一等级的地方官学或地方诸侯贵族之学。
依照《食货志》前文所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2]291可解读“序”为里一级学校，“庠”即乡一级的学校，那么庠序在此大约是级别较低有官方或贵族掌管的地方学校。依照清人黄生所释“乡学，庠序之总名也。国学，少学之异名也”[3]196，那么庠序即乡学，国学即少学。地方小学、大学生源可升至乡学（庠序）中学习，乡学优异者可往国学（少学）受教，国学中者可由诸侯推荐到天子直属高学府大学，因此国学是由地方诸侯贵族直接把持的地方官学。
通过上述分析，经历了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民间私学涌现，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推荐机制也逐步健全起来。在科举制度尚未成型，民间非贵族人才主要以推荐为主的年代，国学成为由诸侯贵族把持的地方官学，是连接民间和中央教育的过渡桥梁，也是由地方向中央输送学业精英的关键步骤。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确立、地方贵族的人才推荐职能弱化后，国学更多出现在中央国家机构的设置中，成为中央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