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部委试点奖励绿氢应用，助推钢铁业低碳转型

中国政府将氢能视为清洁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但在钢铁等高碳排行业中，其普及仍受制于成本与物流瓶颈。近期，政策风向发生转变，旨在通过激励措施促进包括“绿氢”（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气）在内的氢能产业发展，并大力拓展其在庞大钢铁行业中的应用。

政策转向：从补贴到奖励

今年三月，中国三部委联合启动了一项新的试点计划，旨在奖励五个城市集群在氢能目标达成方面的表现。该计划重点关注利用低碳氢源推动钢铁行业转型的项目。这一举措紧随“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发布之后，该规划将氢能定位为未来的新兴能源和“未来产业”。

相较于2021年启动的、专注于燃料电池汽车的旧版城市集群计划，新版政策被形容为“2.0升级版”。此前，旧版计划下的城市集群获得了约51亿元人民币（约合7.19亿美元）的中央奖励。虽然新版政策仍保留对燃料电池的关注，但大幅扩展了氢能在钢铁冶金、绿氨甲醇、航运及航空等工业领域的应用场景。

过渡亚洲智库（Transition Asia）中国负责人伊莎贝拉·王指出，与交通领域可依赖电池等多种脱碳路径不同，钢铁和化工行业的脱碳选择极为有限，因此是“Zui急需绿氢”的部门。然而，与2016至2020年间注入电动汽车行业超过32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相比，氢能政策的雄心显得更为克制。未来四年，氢能项目总奖励预算约为80亿元人民币（约合11.7亿美元），每个城市集群Zui高不超过16亿元。

成本与机制：避免重蹈覆辙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中国钢铁分析师沈心怡表示，较小的补贴规模反映了氢能的“复杂性”。由于氢能应用场景广泛，采取“一刀切”或像光伏、电动车那样“All in”的策略并不现实。伊莎贝拉·王认为，“奖励而非直接补贴”的设计有助于避免电动汽车补贴中曾出现的欺诈乱象和混乱局面。此前审计发现，至少有8.64亿元人民币的电动车补贴被不当申领。

这种更为精细的激励机制被认为相对稳定且可预测，有望吸引私人投资，从而帮助行业成型。目前，中国绿氢生产成本约为每公斤21至46元人民币，但加上运输等成本后，终端用户价格更高。政策目标是将2030年的终端价格降至25元人民币/公斤，部分可再生能源潜力大的优势地区则瞄准15元人民币/公斤。

伊莎贝拉·王指出，25元人民币的价格对于化工产品极具竞争力，但对于需要10至15元人民币/公斤成本的氢冶金而言仍不够低。她强调，这本质上仍是一项试点驱动的政策，而非全面的商业推广计划。相比之下，欧洲通过氢能银行支持竞争性拍卖，美国提供Zui高3美元/公斤的税收抵免，日本则采用差价合约模式。

产业现状：巨头布局与转型阵痛

中国钢铁行业的氢基直接还原铁-电弧炉（DRI-EAF）工艺仍处于早期商业化阶段。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直接还原铁（DRI）过程仍依赖化石燃料，而中国的电炉钢占比依然偏低，近90%的钢铁生产仍依赖煤炭高炉，贡献了全国约15%的碳排放。

目前，全球Zui大钢铁企业宝武钢铁和河北钢铁（HBIS）是主要参与者。2025年底，宝武在广东湛江完成了百万吨级氢基DRI-EAF生产线建设，并宣布投资119亿元人民币在阳江建设绿色氢能枢纽，配套专用管道网络。研究表明，对于超过200公里的距离，管道运输是中国Zui经济的氢气运输方式。河北钢铁则在河北张家口运营另一座大型氢基炼钢工厂。

沈心怡指出，宝武目前使用的“灰氢”（来自富氢焦炉煤气）而非绿电制氢，凸显了全绿氢DRI-EAF商业化的难度。氢冶金成本约为高炉路线的两倍，且对电网接入要求更高。清华大学何跃章团队的研究显示，通过灵活策略（如配合储能）可降低6-10%的平准化成本。

供需博弈：内需消化是关键

中国仍是全球Zui大的钢铁生产国，2025年粗钢产量约9.6亿吨。然而，受房地产和建筑业低迷影响，产量降至七年低点，且存在巨大过剩产能。尽管出口激增至创纪录水平，但已引发60多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河北钢铁向意大利客户出口了1万吨氢基钢，证明了绿色钢铁的市场潜力。

伊莎贝拉·王强调，虽然海外市场可作为先锋，但中国庞大的产量仍需在“消化”。关键在于匹配上游绿钢生产与下游需求。沈心怡认为，尽管交通领域出现了一些绿色钢铁需求信号（如宝武与奇瑞的合作），但这更多是战略布局和供应链实验，尚未形成深度的市场需求池。

她建议，鉴于高炉成本极低且涉及就业稳定，更可行的路径是停止新建高炉、改造现有工厂以削减过剩产能，并逐步向氢冶金过渡。随着钢价回归正常及政策支持的持续，当废钢资源因高炉减产而增多时，市场回报将使氢基DRI-EAF更具商业吸引力。

尽管挑战重重，沈心怡坚信氢能的未来在中国。凭借可预见的低成本制氢潜力以及横跨化工、冶金、运输和制造的完整上下游供应链，中国有望在氢能钢铁脱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