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陵文化概说

摘  要]“武陵文化”是指世代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武陵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名胜文化“八大系列”。
  [关键词]武陵地区  武陵文化  八大系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文化研究热”。《辞海》把“文化”这个概念界定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文化”并非汉族单独创造，而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自古以来，中国境内一直有人居住并在各地创造了“区域文化”，包括巴楚文化、巴渝文化、湖湘文化和“武陵文化”等。武陵文化是武陵地区旅游产业的共同品牌，系统研究武陵文化对促进武陵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旅游文化繁荣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武陵文化的基本概念
    “武陵文化”是指世代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这一地区文化现象按照全国政协民宗委组织的“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协作区”座谈会形成的共识，有五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山同脉。这一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北有长江以北的巫山山脉，西接云贵高原，南靠雪峰山脉，东临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二是水同源。这一地区的主要水系是沅水、澧水、清江、

作者简介：戴楚洲（1963年—  ），男，湖南张家界市人，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纪检组组长，主要从事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

乌江四大水系，均发源于武陵山脉。三是民同俗。这一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共计1200多万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3000多万人的40%。民风民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四是经济同类。这里环境相对封闭，生产方式相对原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相对贫困，是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五是文化同质。按照民族学专家张正明的说法，这一带是中国一条独特的“文化沉积带”。因此，二十世纪末，曾有不少人借海南建省和重庆设市之机，呼吁建立“三峡省”或者“武陵省”，以便更好地发展武陵地区经济和文化。
二、武陵文化的主要内容
    文化是经济的先导，是旅游的灵魂。打造“大武陵旅游圈”必须开发利用武陵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吸引物。武陵地区各族祖先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颇有特色的武陵文化，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名胜文化“八大系列”。武陵文化以“八大系列”为主体，积淀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名胜文化资源，既是旅游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一是以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苗文化、越文化和汉文化为源头的“历史文化”。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湖北省长阳县发现的人类上颌骨和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湖南省石门县发现的人类左腿股骨和下颌骨距今约3万年。武陵地区已经发现虎爪山遗址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苗人、越人、汉人等多民族聚居区，致使武陵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时空叠合”特点。秦汉三国两晋时期，武陵地区隶属黔中郡、武陵郡管辖。南北朝时期，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的问世和武陵仙境“桃花源”的初创标志“武陵文化”形成。唐宋元明清时期，“武陵文化”逐步发展。历代祖先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和诗词曲赋等历史文化遗产。二是以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创造了奇特的民族语言、丰富的民间文学、独特的民间艺术、浓郁的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民族体育。不仅有溪州铜柱、老司城遗址、马田鼓楼、芋头侗寨、大水井古建筑群、贺龙故居、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等4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有桑植民歌、民间故事、梯玛歌、薅草锣鼓歌、土家族打镏子、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撒儿嗬、苗族鼓舞、土家族毛古斯、傩愿戏、花灯戏、目连戏、恩施扬琴、南曲、挑花、土家织锦、蓝印花布、苗族服饰、苗族银饰、白族扎染等6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以民间信仰和儒道释融为一体为特征的“宗教文化”。武陵地区各族群众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道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道观有真源观、桃川宫、五雷山道观、天后宫、景星观、紫霞观、高贞观、太和观、朝天观、祖师殿和白衣观等。佛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佛寺有香积寺、药山寺、钦山寺、大同寺、洛浦寺、乾明寺、大兴寺、玉泉寺、黄陵庙、石墨寺、太平山寺、天门山寺、普光寺、兴国寺、宝峰寺、观音庙、夹山寺、龙兴寺、仙佛寺、天庆寺和香山寺等。
    四是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袁任远、廖汉生为首创造的“红色文化”。1928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到达桑植，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2日，桑植起义爆发，3000多名起义军夺取了桑植县城，随即组建了中共桑植县委和中华苏维埃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在湘鄂边区举起了第一面土地革命大旗，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序幕。7月，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1929年，贺龙率兵攻占鹤峰县城以后，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初步形成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省公安县会师后，组建了红二军团。1931年，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向永顺、龙山、大庸、桑植等地挺进。1934年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攻占大庸县城。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县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和以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至1935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红军将士创作的苏区歌舞至今仍在武陵老区流行。贺龙、周逸群、袁任远、廖汉生等红军将士的故事至今仍在武陵地区流传。张家界至桑植至永顺至吉首至铜仁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贺龙故居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五是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服饰为标识的“服饰文化”。土家老年男子穿满襟衣，头裹青布巾；中青年男子穿排扣对襟衣，裤脚缀梅花条。土家老年妇女头包青布帕，身穿矮领滚花边满襟衣；中年妇女穿右开襟矮领衣，套绣花围裙，裤脚用色布缀3条梅花边，穿绣花鞋；土家姑娘穿外托肩上衣，裤子绣五色花，戴瓜子耳环和银手圈。苗族男子头包布帕，大如斗笠；穿对襟衣，裤短而大。女子用花格帕包头，层层缠绕；穿无领大袖满襟衣，胸前绣花；下着短而大的宽脚裤，边缘滚花边；喜戴银饰和项圈。侗族老人穿无领右衽衣，着宽长裤，系束腰带。妇女穿无领右衽带子衣，下着百褶裙，袖口、裤脚镶花边，系绣花胸围，插银簪，包花帕。白族男子包白头巾，穿白色对襟衣，套黑马褂。女子戴“风花雪月”帽，穿白色大襟衣，套黑丝绒短褂，系绣花飘带。六是以湘西北“湘菜”和渝东南“川菜”为特色的“饮食文化”。湘菜由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方风味组成。洞庭湖畔常德市的名菜有蒜香黄鱼、红烧甲鱼、冬笋野鸡和冰糖湘莲等。以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山区菜系以烹制山珍野味见长，名菜有土家酸鮓肉、腊味合蒸、炖腊野鸡、麻辣竹鸡、油炸蜂蛹、砂锅狗肉、板栗炖鸭肉、泥鳅钻豆腐和岩耳炖土鸡等。渝东南黔江、酉阳等5个区（县）原属四川省辖地，这些地方的土家、苗族人民至今擅做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牛*棒鸡丝、毛肚火锅、干烧鱼、麻婆豆腐、锅巴肉片和香酥排骨等川味菜肴。川菜发源于巴蜀，调味以麻辣著称。七是以转角楼、吊脚楼、鼓楼和“三房一照壁”为标志的“建筑文化”。土家族建筑是正屋配单转角楼和正屋配双转角楼，如永顺县王村镇、龙山县里耶镇、慈利县江垭镇、慈利县溪口镇、永定区王家坪镇、桑植县两河口乡、桑植县苦竹寨、利川市鱼木寨、恩施市崔家坝镇、石柱县西沱镇、酉阳县龚滩镇、铜仁市东山古建筑群、思南县思唐古建筑群。苗族建筑是吊脚楼，如吉首市德夯、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和松桃县寨英村古建筑群。侗族建筑“三宝”是鼓楼、凉亭、风雨桥，知名鼓楼有横岭鼓楼、阳烂鼓楼等。张家界市白族民居建筑以“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家庭院落为代表，造型为青瓦“人”字屋顶。八是以“大武陵旅游金三角”长江三峡、张家界、梵净山为龙头的“名胜文化”。武陵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齐全。既有武陵源、桃花源、黄龙洞、宝峰湖、茅岩河、九天洞、天门山、江垭温泉度假村、万福温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风景区、车溪民俗风景区、神农溪、柴埠溪、小南海等20多处5a、4a级旅游景区，又有长江三峡、武陵源、桃花源、猛洞河、德夯5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三、武陵文化的提出目的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俞晓群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涵盖zui广，包括《徽州文化》、《岭南文化》、《黔贵文化》等24本著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丛书主编遗忘了历史上早已形成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武陵文化”。有鉴于此，湖北民族学院黄柏权教授首次提出“武陵文化”这个概念，并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了第一篇专题研讨武陵文化的学术论文《论武陵文化》。该文就武陵文化的区域定位、文化属性、生成机制、文化特征等方面作了探索性研究。[1]为了深入研究武陵文化，我们班门弄斧，首次推出系统研究武陵文化的学术著作《中国武陵文化研究》一书，试图阐述“武陵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追溯武陵文化的起源，论述武陵文化的发展，阐述武陵文化的现状，探讨武陵文化的利用。以期抛砖引玉，弥补学术界地域文化研究之不足，从而达到繁荣武陵文化、发展武陵经济的目的。
    提出一种地域文化必须考察它存在的时间，必须界定地域范围。“武陵文化”是起源于武陵地区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是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既是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其名称来历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历史沿革看，武陵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已有“武陵”一词。汉朝初年设置武陵郡后，“武陵”一词成为行政区划名称。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2]《辞海•地理分册》对武陵郡管辖范围作了界定。“武陵，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由此可知，武陵郡始于汉代，废于唐代。从汉代设置武陵郡起，武陵地区一直是完整而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其次，从自然地理看，“武陵”一词源于武陵山脉，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武陵山脉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重要山脉，是中国自然区划由第二阶梯云贵高原向第三阶梯东南丘陵过渡地区。《辞海》说：“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东北——西南走向，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梵净山（2494米）在贵州省江口县北，富林、矿资源。”[3]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又名武陵山）止，通称武陵山脉”。从现在的中国地形图看，武陵山发脉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从西南向东北行，穿过渝东南，主脉成为湘鄂界山。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长江，到长江北为荆山；南支经湘西北，余脉延至洞庭湖西。武陵山脉及其西北作为渝鄂界山的巫山山脉都是地质史上“燕山运动”造成的。可见，武陵地区地域范围为：湖南省常德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重庆市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区（县），贵州省铜仁地区等地。宜昌市自古以来就是巴人、楚人活动地区，不仅包括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而且包括世界闻名的长江三峡部分景点。根据历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化研究和旅游研究的需要，我们适当扩大地域，把宜昌市各区（县）纳入武陵地区研究范围。再次，从现实状况看，学术界、旅游界和政界、商界已把“武陵地区”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实体，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自然地理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区域经济的同类性把武陵地区划为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此后多年，武陵地区多次召开湘鄂渝黔四省武陵地区县（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议、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民委民族工作协作会议和旅游局构建“大武陵旅游圈”研讨会议。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会同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贵州省政协从2004年至2007年、连续4年共同举办了4次“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04年，国家民委在黔江区主持了武陵民族文化论坛，并举办了首届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政府、民委、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利用。在学术研究方面，为了促进这一地区发展，湖北民族学院出版了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丛书。余中佑提出了加强武陵山区区域合作的建议，黄柏权提出了湘鄂渝黔边区全面合作的工作思路，张良皋提出了构建“大武陵旅游文化圈”的构想，张英提出了构建湘鄂渝黔旅游协作区的旅游开发战略。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不仅为地方政府的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且为形成共识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武陵”是个历史悠久的历史地理概念，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武陵地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主线，以土家、苗族、侗族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个省(市)毗邻地区，共有7个市（州）、70个区（县），土地总面积为15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000多万人，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总计1200多万人(武陵地区共有土家族770多万人、苗族300多万人、侗族130多万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的40%，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名胜文化和经济社会等方面有其共同特点。

四、武陵文化的远古积淀
    “武陵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武陵地区各族远古祖先创造了原始文化。1956年，湖北省长阳县大堰乡钟家湾村龙骨洞发现一件人类上颌骨连同两枚牙齿和一枚人类前臼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属于“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是武陵地区首次发现的远古人类资料，它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1993年，石门县阳泉乡邢家桥村燕耳洞发现了距今约3万年的“晚期智人”化石，有人类左腿股骨一段、下颌骨一块、牙齿三颗，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石门人”。石门县燕耳洞人类化石是湖南省唯一的远古人类化石点，对研究武陵地区人类起源及其进化有着重要价值。
在原始社会，远古人类以各种类型的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考古学称之为“石器时代”。武陵地区人类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石器时代。武陵地区发现的原始人类遗迹遗物是研究武陵地区远古时代土著先民历史文化的实物证据。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
    远在旧石器时代，武陵地区早有远古人类活动。武陵地区津市市、安乡县、澧县、临澧县、石门县、慈利县、桑植县、辰溪县、洪江市和新晃县等市（县）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数十处，采集打制石器数百件，时间距今约1万年至20万年不等。1988年，在湖南省津市市窑坡渡乡董家村虎爪山遗址发现了石核、石片、砾石、石珠、石锤、石球、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是湖南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10万年。常德市武陵区德山乡樟木桥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处沅水右岸，采集到的石器有砍砸器、石球、石核，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10万年。1988年，在澧县澧南乡栗木村鸡公垱遗址发现了石核、石片、石球、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200多件，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具有独自特点的鸡公垱遗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91年，泸溪县上堡乡白沙村田溪口发现砍砸器和刮削器等打制石器13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87年，新晃侗族自治县兴隆乡柏树岭村大桥溪发掘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打制石器50多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10万年。1986年，慈利县蒋家坪乡金台村出土了尖状器、砍砸器、盘状器、石片、石核等打制石器108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证明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已有远古人类在溇澧两岸繁衍生息。1988年，在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包子堡采集到砍砸器、石斧和石片等打制石器，为距今3万年至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芷江县小河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砍砸器、石锤、石核、石砧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1至5万年。1995年，恩施市凤凰山发现2件砍砸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文化遗物。1985年，黔江县正阳乡红土湾老屋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斧等打制石器800多件，距今1万多年，是渝东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发现。1987年，保靖县拔茅乡东洛村出土1件刮削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澧县乌鸦山出土了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和手斧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万年。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
    武陵地区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发展序列分为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五大发展阶段。
    1、彭头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前期，湖南有彭头山文化，湖北有城背溪文化。1988年，澧县大坪乡孟坪村彭头山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距今约8250——9100年，是长江流域中游地区zui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考古学界定名为“彭头山文化”。出土了锛、凿、珠、管和石斧等磨制精细的石器，发现了罐、钵、盆、碗、碟、釜、盘等陶器。陶片中掺和有大量稻谷壳痕迹，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zui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世界上已知zui早的“稻作文化”发源地。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八十垱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有土筑围墙的村落遗迹，是中国南部zui早的环壕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炭红陶为主，器物有罐、盘、钵、三足器等。特别重要的是仅数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稻谷1.5万粒以上，数量超过国内已经发现的稻谷总和。这些特征与彭头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相似，距今约8000年。宜昌市宜都“城背溪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圜底器为主，距今7400多年。1964年，石门县皂市镇石坪村发掘到商代中期文化遗址。1979年，在该遗址下层又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了石斧、石锛、石凿、石片、石核、网坠、砺石、盘状器和刮削器等磨制精细的石器；发现了陶钵、陶罐、陶豆、陶盘、陶釜、陶饼等泥质夹砂红陶。距今约7200——7900年，这是武陵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
    2、高庙文化：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6800至7500年。在高庙文化遗址中，第一次以陶器图案为载体向人们显示出来。器物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器形有斜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圜底钵，有少量碗类器。不仅有由篦点纹构成的几何形纹样，而且有由篦点组成的凤鸟纹、太阳纹和神徽图像。目前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址有辰溪县征溪口、吉首市河溪和花垣县茶峒等处。
    3、大溪文化：湖北有桅杆坪、中堡岛等遗址，湖南有三元